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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清|共建共享原则下的中华文献典籍保护

发布时间:2018-11-27 浏览次数: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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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清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

文献典籍是民族记忆、精神家园。《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文”指典籍;“献”指人之能言古礼者。)中国素以典籍记载文明,自孔子删定六经,两千余年来崇为元典,冠于群籍。中国亦以文字记录历史,自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2年)起,国史无一年无之。唐宋以降,四书小学忝列经籍,次如史传地志、诸子百家、释道类丛、总别诗文,构成完整体系,公私传承,绵延不绝。稽古、贯通、启新,以传承典籍为要旨;传道、授业、解惑,以崇学延脉为师道。继绝存真,传学育人,是文化昌盛的保证。

共建共享原则是文献典籍最大范围、最大程度得以保护利用的前提。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特色鲜明。以汉文为主的历史文献典籍虽大多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但中部和西部地区富有特色的民族历史典籍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各地区、各民族因地制宜,发展出极具特色的写印材料,创造出承载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只有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利用,才能使各地区、各民族文化得以充分交流、沟通、理解、交融。正式实施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公共图书馆法》要求按照人民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原则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共建共享原则的贯彻提供了法律保障。具体到历史文化典籍(包括古籍和民国时期文献)上,在全国范围内摸清存藏底数、破损状况,加强保护修复,促进以影印和数字化为主的再生性保护,消除数字鸿沟,培养专业人才,促进宣传推广,则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在共建共享原则下确立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和“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是国家特别设立的传承中华文脉的基础工程,以“保护典籍、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为宗旨。这里的“古籍”指写印于1912年前的典籍。“民国时期文献”指写印于1912-1949年间的书籍、报刊、档案等文献(包括这一时期的革命文献和记载重要史料的外国文献)。国家图书馆以此两计划为传承典籍文化的抓手。十年来,同仁担负责任,夙兴夜寐,勉力奋斗,成果颇著。今以文献共建共享原则为视角,汇报进展,以飨同仁。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统一、规范、联合

现存古代典籍体量巨大。鸦片战争百年来,中国遭遇强寇入侵,战乱频仍,国力积弱,文献星散,书灾屡兴,公私收藏变迁剧烈,典籍底数不清,断烂破损严重,传统技艺濒临消亡,文化魂器保护堪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七十年来,在国强民安基础上,“文化自信”“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被列国策,全国性中华古籍保护传承工程亟待实施。

确立以共建共享为基础的统一领导、咨询和实施体系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决定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国务院十部委组成“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文化部),成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领导机构;又设“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为咨询机构。5月,在国家图书馆成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负责推进“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此模式,建立古籍保护厅级联席会议、专家委员会和省级古籍保护中心(挂在各省级图书馆),统合省、市、县三级文化系统古籍收藏单位,境内之文博、教育、出版、民宗、中医等单位亦受省古籍保护中心领导,以共建为基础之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体系得以建立。2008年以来,中央财政共投入28500万元,地方财政投入25000万元,征集社会捐款超过1000万元,以保障工程实施。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座谈会

建立全国共同遵循之法律和标准规范

古籍保护遵循《文物保护法》,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为原则。遵循《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为原则。遵循两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共建共享”,“坚持统筹协调,形成合力”,“推动形成有利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机制体制和社会环境”的原则。

2018年1月1日,《公共图书馆法》正式颁行实施,其第一、第三条规定公共图书馆具有“传承人类文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职责,多个法条规定保护古籍、加强服务之责任;其第二十二条赋予国家图书馆“组织全国古籍保护”职责,此为国家图书馆唯一全国性职能之体现。国图据此编纂《古籍保护条例》,镇江市政府颁布全国首个古籍保护地方法规,颇具示范性。古籍保护,标准先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先后颁布关于古籍普查、保护、修复、定级、破损定级等十个国家和行业标准,编纂《古籍保护原理与方法》《古籍修复技术》等多种教科书,成为科学保护古籍之依据。建立古籍保护科技文化部重点实验室,促进实验研究。

全国古籍收藏单位共同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自2013年起,全国2000多家古籍公藏单位联合开展“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目前全国24个省2315个单位已完成普查,共普查古籍260余万条另14500函(藏文),占预计总量之80%以上。累计出版209家收藏单位之《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共计59种102册,收录74万余条款目;“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累计发布169家单位古籍普查数据672467条6541261册/件。大量过去不为人所知的古籍新品种、新版本,古籍收藏单位得以发现。《中华古籍总目》天津卷、国图卷(经部)已近完成。目前还在建立《中华海外古籍调查数据库》和《中华历代古籍信息数据库》。

全国古籍收藏单位踊跃参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国务院公布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古籍12274部),五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180家)。20个省区建立《省级珍贵古籍名录》,收录古籍24790部。19个省、区命名243家“省级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通过评审,带动全国10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不同程度改善库房条件,配备古籍保护设施设备,使超过2000万册/件古籍得到妥善保护。

文化部在全国范围内建立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配发大量设备、工具、材料(其中修复用纸就达十余大类百余种规格),轮训古籍修复人才。古籍修复专业人才从不到百人增长至千人,初步缓解人才极度匮乏之局面。全国修复古籍200万叶,开展国家珍贵古籍修复专项: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琳琅》古籍修复项目(160件)、山西省图书馆宋辽金元古籍修复项目(21件)、陕西省图书馆藏《古今图书集成》修复项目(300余册)、云南省迪庆州纳格拉洞藏文佛经修复项目(2000余叶)、上海碑帖装裱项目等。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珍贵古籍和国家图书馆多类专题文献配制专用装具,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联合研制古籍保护战备装备。

多馆联合发布古籍数字资源,共建“中华古籍资源库”,使社会和学界共享古籍数字资源。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建设“中华古籍资源库”,在互联网上公益发布古籍资源总量超过2.6万部1300多万叶,国图60%善本古籍实现在线阅览。联合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等全国2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发布4万余部古籍数字资源。全国累计发布古籍资源已达6.5万部。国图出版社发布《中华再造善本资源库》,《中国历史文献资源总库》阶段成果发布。

以古籍影印为中心之古籍再生性保护在全国兴起。

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框架内,《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全面完成,共影印出版古籍1341种。《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和续编提要出版。影印出版《中国古籍珍本丛刊》20种,《中国古籍书志书目丛刊》12种,《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20种,《国学基本典籍丛刊》60种299册,《书志》第一辑,《古籍保护研究》3辑,“国家珍贵古籍题跋整理”、《书目题跋丛书》即将出版;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曲阜市文物局正联合开展25万余件孔府档案及孔府藏古籍、雕版、拓片整理、出版、数字化工作。各省古籍目录、提要、图录和珍贵稀见专题文献影印出版规模越来越大。上海图书馆10年来出版成果超过过去60年总和,谅不虚言。

2018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专门设立古籍再生性保护项目,重点抢救整理海内外珍稀善本,以数字化形式支持部分再生性保护经费,由出版社配比经费出版,首批1800万元已招标完成。“十三五”期间,一些古籍影印整理大型工程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框架实施,如《儒藏》《佛藏》《中华续道藏》《中华医藏》“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等。中央财政年增加经费4000万元。

“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实施,海外古籍调查工作日益整合为一体。

2016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启动建设“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累计收录包括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日本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55万条(含子目)书目数据;启动《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韩国藏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全部敦煌写本在《中华古籍资源库》上实现数字化发布。海外藏《永乐大典》累计出版57册。《海外中华古籍珍本丛刊》累计出版11种156册,《海外中华古籍书目书志丛刊》累计出版8种57册。

日本永青文库向国家图书馆捐赠汉籍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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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参观现场展出的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

2018年6月26日,作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日本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护熙将永青文库收藏的36部4175册汉籍无偿赠予中国国家图书馆。

2018年,山东大学“全球汉籍合璧工程”通过专家立项评估。作为海外调查和数字化回归的重要项目之一,该项目将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联合共建共享。

全国联合培养古籍保护人才,共建古籍保护学科

古籍保护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目前探索成功古籍保护培训班、古籍修复传习所师带徒、高等院校科班和志愿者培训实践“四位一体”人才培养之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全国建立12家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举办古籍保护各类培训班191期,培训学员9000余人次,涵盖全国19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成立1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附设25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聘请传习导师19位,收徒216人,修复古籍6000余册。

2014年复旦大学成立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8年,天津师范大学成立古籍保护研究院、中山大学成立国家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研究院。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已累计招收古籍保护专业硕士126人。连续三年召开“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古籍保护学科呼之欲出。

全国合作开展古籍保护推广活动,专题展览、名家讲座、特色活动等方兴未艾,典籍博物馆、文化书院在各地纷纷设立,古籍保护传承走向大众。

(1)国家典籍博物馆成立,举办以古籍为主题的展览60余个。

典籍博物馆举办的“郑板桥专题展”

(2)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以“册府千华”为品牌的国家珍贵古籍系列展览已在湖南、广东、青海、贵州、河南、四川、云南、内蒙古、山东、山西、宁夏等多省、区成功举办19期。

“册府千华”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3)“文津讲坛”已近1000期。“国家珍贵古籍系列讲座”“讲好中国典籍故事”“中华古籍保护名师讲堂”“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国图公开课——中国古籍十二讲”“格致·考工·源流——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名家讲座”等各系列讲座百余场。今年10月12日起,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合作举办稽古·贯通·启新——纪念翦伯赞先生诞辰120周年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十五场。

(4)举办“我与中华古籍”等系列活动。如:“我与中华古籍”摄影大赛、“创客@图书馆——‘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与全国巡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5)2015、2016年连续两年开展“我与中华古籍”系列征文活动,获奖文章先后结集出版。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推广活动。如:与中国楹联学会联合举办“让古籍活起来”楹联征集活动、中华经典名篇诵读活动和专题讲座、“尊师重教,修学研艺——古籍保护技艺传承活动”、“新时代、新春联——名家带你写春联”、“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等活动。

(6)开展传统文化传承记录工作,如《赵城金藏》重要历史资料抢救性摄录工作。

(7)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基地”。全国已有9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基地”试点单位。

修复前后的《赵城金藏》

(8)多渠道多角度,宣传古籍保护。包括中国古籍保护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等。通过网站提供多样古籍资源,提供古籍保护消息,制作展览专题,各界反响热烈。依托报刊媒体刊发各类专版、专稿、专栏,进行专题报道。每年与《中国文化报》合作6个专版,与《藏书报》合作100个版面,围绕当年中华古籍保护重要事件进行重点宣传。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

国图牵头、全国联动、共建共享

民国时期文献记载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与国家振兴的光辉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中国近代社会巨大变化,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民国时期文献保护面临之严峻形势与古籍保护类似,底数不清,保护不够,再生性保护进展缓慢,尤以纸张酸化脆化老化现象严重为紧迫,如不及时抢救,文献历史将面临断层。有鉴于此,2011年,国家图书馆联合业界共同策划实施“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国家图书馆设立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

2012年“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作为“文献典籍保护重点项目”列入文化部《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6年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文化重大工程“中华典籍整理”专项。7年来累计获得国家财政专项经费支持1.05亿元(年度经费1500万元)。

2018年3月29日,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吕家佐/摄

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亦采用国图牵头、全国联动、共建共享办法,概述如下:

(一)全国共建,开展文献普查和数字全文影像库建设。

国家图书馆组织编制《民国图书联合目录数据标准》《民国时期连续出版物普查数据标准》等业务标准规范,开发“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系统,与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等24家民国时期文献主要收藏单位合作,通过批量上传和联机上载两种方式开展民国时期文献数据普查工作。截至2018年8月底,收录书目数据27万条,馆藏数据60余万条,其中2万余条书目包含目次与全文,提供发布级全文影像108G,计划于2019年底前上传约5.5万种共750余万页民国图书全文影像,免费提供公众阅览使用,有效保护民国时期文献原始馆藏。

(二)编纂《民国时期图书总目》,共享普查成果。

国家图书馆于2015年2月启动《民国时期图书总目》编撰工作。该书目是一部反映民国时期文献最新普查工作成果的大型回溯性书目,预计出版18卷,参编单位51家。第一卷《民国时期图书总目·哲学》已于2018年6月面世,其余各卷将陆续出版。

(三)海外民国时期文献征集和数字化回归。

通过区域摸底、公开信息征集、举办专业会议和组织出国考察,有效掌握重要文献分布情况。自2011年始,通过海外合作、现场拍摄、缩微复制等方式,从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征集民国时期中国与各国外交关系文书、日本二战罪行文献、外国对华调查史料、中国抗战史料、海外华侨华人档案等国内空白史料缩微胶卷3493卷、缩微平片2208片、数字化档案5.9万拍、老照片2万余张、视频30余份,先后形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横滨审判文献汇编》《马尼拉审判文献汇编》等系列对日战犯审判文献资料整理出版成果。

筹划建设一批民国时期文献专题资源库,提供学界和社会使用,“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目前已建成“东京审判资源库”,“日本细菌战档案数据库”即将发布,正在建设的数据库包括“抗战图片资料库”“西南太平洋战区日本战争嫌犯相关档案数据库”“日本在华暴行数据库”。以上数据库建成后将全部纳入“日本战争罪行史料专题服务平台”,合计发布一手史料10余万页,全面揭示日本军国主义罪行,支撑相关学术研究,捍卫我国在相关历史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

(四)推进文献原生性保护。

2014年,国家图书馆编制完成“民国时期文献库房建设规范”,并与南京图书馆合作开展“民国时期文献检测及国内外脱酸技术调研”,围绕国内近现代纸张酸化状况和国内外规模化脱酸技术研发应用情况进行检测和调研,为开展民国时期文献脱酸工作提供宝贵理论基础;2015年启动“民国时期文献脱酸研究与脱酸设备研制”项目,结合我国国情和民国时期文献特点,着力解决脱酸环节的关键技术,研发了可整本批量脱酸处理的工艺和设备。

(五)联合全国收藏单位,策划整理、出版重要文献。

2013年以来,“民保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民国时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申报立项工作,根据馆藏特色、资料类型、濒危状况、珍稀程度与社会需求等文献整理原则,有计划、有步骤、成规模陆续编纂出版。截至2018年7月,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整理出版工作已累计立项200项,完成88项,整理出版图书5118册。内容涉及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涵盖中、英、日、德、俄等语种,形成“革命历史文献资料丛编”“民国时期文献资料丛编”“对日战犯审判文献资料丛刊”“抗日战争文献史料丛编”“民国时期珍稀档案、日记、手札文献”“民国时期小报系列”“目录、图录、索引系列”“‘满铁’对华调查资料丛编”八大系列,填补了多项国内史料空白,较好地满足了科研单位、社会公众对民国时期文献的需求。

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日战犯审判史料、抗日战争史料、革命历史文献、“满铁”对华调查资料、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的整理出版,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好评。

(六)开展宣传推广、加强人才培养。

为发挥文献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围绕重大历史题材和国家重要纪念日做好文献展陈、宣传工作。2014年举办“历史的审判——馆藏东京审判图片展”;2015年举办“不朽的长城——馆藏抗战文献展”;2016年举办“红色记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馆藏文献展”;2017年举办“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国家图书馆藏革命历史文献精品展”。

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加强史料深度揭示,“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实施“日本战犯罪行审判史料编译”项目,每日发布一则日本战犯罪行审判史料,累计发布700余则,满足大众查阅日本侵华罪行一手史料需求。

开展全国性人才培养计划。2014年至今,通过“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宣传推广项目在全国14省、区、直辖市举办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培训班16次,同时举办“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成果展览14场,培训人数1886人,为下一步文献保护工作深入开展做好人才培养工作。

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和“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为中心,目前国家图书馆联合业界还开展了《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鲁迅手稿全集》《国图公开课》等重要活动,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两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正在整合更大的“国家古籍保护工程”。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将会在全国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创新发展、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果,在此过程中,贯彻共建共享原则将是我们一直遵守的原则。


(本文根据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第十二次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会议”和“用户导向的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整理)

(来自:“图书馆报”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