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傑文
（山東大學國際漢學中心，山東濟南 250100）
書籍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階梯，中國古代典籍是中華傳統文明的重要載體。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爲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典籍。在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中，居於主體地位的是漢文典籍。它既包括用上古漢語書面語即文言文寫成的典籍，也包括用古白話和現代漢語寫成的典籍。1959年成書的《中國叢書綜録》所著録的38891種古代典籍，以及成書於2009年的《中國古籍總目》所著録的約187000種古代典籍，都是以漢語書寫的古代典籍。然而，這近20萬種古代漢語典籍，尚不包括境外圖書館與研究機構所藏的中國古代典籍。
自古以來，中國的典籍便伴隨著中外文化交流的發展不斷向海外流傳。隋唐時期，中國典籍主要在朝鮮、日本等國流傳，成書於9世紀末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録》著録唐以前典籍1568部，17209卷。明末清初以後，特別是19世紀中期以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交往日益頻繁，中國古代典籍迅速流散到歐美等地，對西方社會歷史發展産生了一定影響。今天，學術界將這些流散在日本、歐美等海外地區的中國古代典籍稱爲“域外漢籍”，或簡稱爲“漢籍”。廣義上的漢籍由三部分組成：刊刻於中國而流傳到海外的中文古籍，外國人刊刻的中國古籍，外國人用漢語寫成的典籍。就傳承、創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而言，第一種漢籍最值得重視，它是對中國大陸所藏古籍的有效補充，是中華文明的自然延續及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今天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可或缺的學術資源。
在漢籍廣泛流播於海外的同時，海外各國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瞭解也隨之逐漸加深，最終促成了“漢學”的誕生。“漢學”一詞，在中國學術史上用來指稱漢代經學以及沿襲漢代古文經學方法的學術，與“宋學”、“清學”（亦稱“乾嘉學術”）並稱。近代以來，中國學者逐漸用“漢學”一詞指稱國外研究中國的學問，如莫東寅在《漢學發達史》中説：“東來教士及歐洲本土學者，相攜並進，至19世紀，漢學（Sinology）於焉確立。”（莫東寅：《漢學發達史》，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68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漢學家爲中國歷史文化研究提供諸多新視角、新方法，成爲推動中國歷史、文化研究不斷前進的重要力量之一。馬伯樂（Henri Maspero）對中國上古文化及宗教的研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對音韻學的探討、內藤湖南所提出的“唐宋變革論”等，都對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産生了重要影響，至於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的《重寫中國古代文獻》等，更成爲中國歷史、文化研究者的案頭常備書。20世紀80年代以來，海外漢學研究日益受到中國學術界的重視，海外漢學家的著作也不斷被譯介到中國，1996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國際漢學著作提要》收録海外漢學研究著作113種，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也已達百餘冊。21世紀的今天，海外漢學研究已經成爲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今天，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國與國際的接軌越來越緊密，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交流也越來越廣泛。我們迫切地感覺到，除了瞭解中國境內所藏典籍、熟悉境內學術動態之外，我們還應深入瞭解域外所藏漢籍的狀況，促進境外獨藏而境內缺藏漢籍的再生性回歸，把握海外漢學研究的發展趨勢。以期在學術交流中，將全球漢籍合璧，將中西文化合璧，促進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交流與溝通。
2010年，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於下發46號文件，委託山東大學實施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專案“《子海》整理與研究”。“《子海》整理與研究”項目啟動以來，先後推出了《子海特輯》《子海珍本編圖録》《子海珍本編·大陸卷》《子海珍本編·臺灣卷》《子海精華編·第一輯》以及《子海研究編》等具有較高學術價值與文獻價值的成果，在學術界乃至社會他界贏得了廣泛讚譽。在“《子海》整理與研究”的基礎上，山東大學又將編纂出版古籍的範圍，由子部擴大到經、史、集部，並將漢籍整理研究的合作對象由臺灣拓展到香港、日韓、歐美等地，逐步實施“全球漢籍合璧”工程，以期爲全球漢學研究提供較爲豐富完整的文獻資源，爲傳承中華文明和促進世界多元文明交流發揮積極作用。在實施“全球漢籍合璧”工程，促進域外漢籍再生性回歸到基礎上，山東大學還積極關注域外漢學研究的發展趨勢，梳理域外漢學研究的區域性特徵，致力於聯合海內外漢學研究機構，組建全球漢學聯盟。爲了更好地整合全球漢籍，促進全球漢學研究，2015年山東大學以子海編纂中心爲基礎，組建了國際漢學研究中心。國際漢學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先後與英、法、俄、日四個國家的主要館藏機構簽約合作，目前正在從事海外古籍的調查編目、域外漢籍複製與整理研究等工作。
爲了團結海內外的漢學研究力量、反映全球漢學研究的最新成果，並爲從事漢籍與漢學研究的學者提供一個發佈研究成果的平臺，國際漢學研究中心特創辦《漢籍與漢學》學術期刊。
《漢學與漢籍》常設五個學術版塊，分別是：“漢學研究”，主要刊發海內外關於中國古典學術研究的成果；“漢籍研究”，刊發關於中國古典文獻和域外漢籍的研究成果；“漢籍善本書志”，刊發爲各藏書機構所藏漢籍善本所撰寫的書志；“書評”，推介優秀的漢學研究著作；“學術動態”，追蹤中國古典學術研究熱點，以期把握中國古典學術研究動態。在各期中，我們將會根據組稿情況靈活增添一些版塊。
Foreword
Zheng Jiewen, professor, Shandong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ese ancient books are significant carri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heritage of the 5000-years Chinese culture, numerous books were passed down for generations. Among themthose written in Chinese are at the dominant position. Since the ancient timesChinese books have been brought abroad with the exchange of different cultures.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culture were gradually acquainted by foreign countries, resul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Sinology”. Today, in the progress of modernization, China is more and more integrated to the world, and more extensive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other cultures have taken place.
In order to unite sinologists around the globe, to reflect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Sinology, and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scholars to issue their research findings, the International Sinology Research Center at Shandong University began a new periodical--Chinese books and Chinese Studies.
Key words: foreword, Chinese books, Chinese stud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