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4日下午，由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举办的“早期经典的原创中华文明特性的形成”主题讲座顺利召开，此次讲座由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兰州城市学院校长韩高年主讲，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聂济冬主持，来自山东大学的师生现场参与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韩高年教授从习近平文化思想出发，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韩高年教授指出，早期经典以方块汉字书写，经夏、商、周三代不断累积，文本书写的基本方式和经典的内容，至春秋战国而皆集大成。秦汉以后，不断发展，以“经、传、注、疏”的阐释系统形成“七略”“四部”的传承发展体系。

韩高年教授从早期经典的历史意识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早期经典的求变创新精神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早期经典的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早期经典的兼收并蓄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早期经典的宽惠包容精神与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五个方面展开本次讲座的内容。

通过列举早期经典中传说时代的历史记录，韩高年教授指出了中国早期的讲史制度、修史制度、史鉴意识以及道统意识，汉字的一脉相承与、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独特地理环境，构成了中华文化连续性的两大客观基础。中国早期经典具有创新求变的文化基因，韩高年教授深入浅析地论述了“惟能创新者有天下”的观点，从“生生不已”的创新意识、革故鼎新的革命精神、损益维新的创新智慧三个方面展开讲述。早期经典是中华文化克服了内在和外在的碰撞、交流与融合而形成“一体多元”的稳定格局下发展至第一个高峰期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着强大的内向凝聚性文化基因、深固的共同体意识、反对分裂的“大一统”思想，这是中华文明“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统一性的文化基础。韩高年教授指出，早期经典神话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基因，礼制构成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制度基础，天下国家观念构成了统一性的观念基础。早期经典创造主体的华夷一体性尊定了中华文明基本格局的开放性，早期经典文本生成的累积性反映了中华文明传播发展的整合性，早期经典思想观念的多元性成就了中华文明生命机体的包容性。韩高年教授分析了先秦诸子的“对立统一”思想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哲学基础，“万物皆以与自己相对立的‘他者’证成‘我者’，‘统一’不是消灭他者，而是包容他者的存在”，早期经典“万物并作而不相害”的天道观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这体现在中国古代“耀德不观兵”的政治思想之中，早期经典中的和合思想显示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和同思想起源于西周，经西周末年的史伯初步总结，到春秋的晏婴的运用，至孔丘而集大成，战国及之后的思想家都是就其某一方面加以发挥和运用。

韩高年教授指出，两次世界大战前后，陷入危机中的西方文明试图从东方寻找救治良方，经典的精华是解决当代诸多国际问题的思想源泉和智慧，漫长的世界历史中文明之间优越位势已多次转换，暂时的优越地位不能成为文明等级论的理由，历史上的前三次交流与相遇本身也是三次重要的文明转向，且每次都是当某种文明自身陷入危机之时，就产生出强烈的从其他文明中获得思想资源，以进行自我更新的动力。进入21世纪，复兴中的中华民族与西方文明发生第四次碰撞，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现代化提供了新的普遍标准与发展方向。

人类文明史的研究表明，文化的演化经历了从技术创造（生产方式）到社会（制度），再到精神（上层建筑）的一般过程。技术进步导致的物质文化的创造是基础，固然也十分重要，但决定文明发展的特质、方向和高度的，还是精神文化创造。因为精神文化是文明的“核心”，也是区分不同文明的“基因”。早期经典中蕴含的家国天下一体化的制度文化、继祖追孝和慎终追远的共同体心理、兼收并蓄和包容和平的民族性务、因革损益与创新求变的不懈追求，既是中华文明连续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中华文明实现伟大复兴的深厚基础。

聂济冬教授最后做出总结，韩高年教授的讲座具有开阔的眼界、丰富的史料、扎实的学术，站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高度上回答时代问题，为我们开辟了更具有现实性的研究路径。在自由交流环节，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博研究生围绕《世本·作篇》的真实性和虚构性、《春秋公羊传》中齐学的大一统意识等提问，韩高年教授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