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汉籍整理的意义

中国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千百年来因各种原因大量流散境外。直至20世纪末，域外汉籍的文化价值引起了国家与学界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走向海外，透过历史上支流丛生的“汉籍之路”，开展域外汉籍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探究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源流与脉络。

郑杰文教授——整理可使域外汉籍从分流到合璧

从广义上来说，汉籍是指历史遗留下来的以汉字为主要著录符号的各类文献，包括书册、简帛、金石等物质载体；而狭义上的汉籍即为汉字书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晓告诉记者，大量中国古籍流散在境外，“从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到欧美各国，以及澳大利亚、印度、土耳其等国家皆有所藏，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善本、珍本、孤本”。

据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主任郑杰文带领的研究团队初步调查，去其重复，全球现存汉籍约30万种。流散在世界各国的汉籍数量十分庞大，其中日韩约藏2万种，北美地区约藏3万种，欧洲地区约藏5万种。

自20世纪末，随着学术条件的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踏上了追寻域外汉籍之路。孙晓告诉记者，“近年来，我们致力于《域外汉籍珍本文库》（以下简称《文库》）的整理与编纂，努力寻回中国所不见存而藏于国外的珍稀汉籍，并尽快整理出版。”

由于汉籍原物的索回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学界提出了“境外汉籍再生性回归”的理念，即通过扫描、复制等方式，将域外汉籍的高清图像带回中国。基于这一初衷，山东大学提出了“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的学术设想。自该工程启动以来，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和数家重要域外汉籍馆藏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有序开展域外汉籍再生性回归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工作。

刘心明教授——域外汉籍催生在新材料中提炼新问题新方法

21世纪以来，大量域外汉籍进入学界视野，为新学问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契机。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提出，域外汉籍研究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作为“新材料”的域外汉籍，主要是文献的收集、整理和介绍；第二阶段是作为“新问题”的域外汉籍，主要是对文献中的问题予以分析和阐释；第三阶段是作为“新方法”的域外汉籍，主要是针对文献特色，探索独特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新材料需要与新问题、新方法相结合，才能达成学术重建或学术典范转移。

关于如何在法国汉学的视野下，整理研究法国图书馆所藏汉籍，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教授刘心明提出，从法国汉学研究家对汉籍的收藏、选择和重点研究、译介中，可以观察到法国汉学研究呈现出历史阶段性特征。17—18世纪的早期汉学家以传教为目的，研读译介《周易》《诗经》这两类书籍，以此了解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熟悉中国的古代语言。19世纪，法国汉学家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其研究目的不限于传教，研究范围也逐渐扩展，所藏汉籍涉及中国古典文献的方方面面。20世纪以后，法国汉学研究更加纵深化，所藏书籍也更加丰富多样。

域外汉籍、国内传世史料的考辨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史料。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主张借助“异域”的眼睛回望“中国”。孙晓举例说，中国传世文献少有对皇帝相貌的直接描写，但在《燕行录》中可以看到朝鲜朝贡使的真实记录。这些记载对于清晰认识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有极大帮助。

王承略教授——域外汉籍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之路

作为《文库》编撰委员会主任，柳斌杰在《文库》序言中写道：“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文化交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丝绸之路，一条是汉籍之路……汉籍之路是中外精神文化交流的道路。”

透过“汉籍之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成为近年来域外汉籍研究的重要视角和方法。20世纪80年代，法国华人学者陈庆浩倡导“汉文化整体研究”的概念，即在汉字文化圈内不分国家，从整体出发，共同协作整理和研究汉文文献。基于这一认识，不少学者倡导，域外汉籍除包括中国历史上因各种原因流传到海外的，由中国人撰写、抄录、刊刻的汉籍，还应涵盖域外人士在中国汉籍基础上翻刻、抄录、注释的汉籍，以及域外学人用汉字撰写的著述。孙晓认为，这种观点超越了民族、地域范畴，而以文化为背景，统一定义世界各地的汉字文献，这将有利于整体看待东亚文化圈以及远东欧美传教士的汉字文化遗存，有利于在统一文化语境下关注汉文文献的缘起和发展。

基于这种观点，近年来出现了“中国本”、“日本本”、“韩国本”等一系列汉籍分类术语，汉文古籍的版本体系日趋完整。孙晓表示，“在整理域外汉籍的学术实践过程中，我们总是反复比对各种汉字古籍文本的异同，追溯汉籍传播途径，思考汉籍文本的特殊意义。由此逐渐发现，‘汉籍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源流与脉络，是打开古代中外精神文化交流史的钥匙。古代汉籍传播呈现出互动性、发散性和点面结合等特点，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可以看到各国之间的交流互动”。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教授王承略计划从翻译学和译介学的角度，探讨如下重要问题：英国汉学家对中文古籍的翻译、注释、评论的策略，统计译本数量，勾勒汉籍英译的传播图景；英藏中文古籍对于英国文化的影响，梳理在中文古籍影响下，各时期英国学界对中国思想、文化元素的吸收；中文古籍对中英文化交流产生的影响，等等，以期推动域外汉籍整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