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8日晚，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举办了主题为“论魏晋士人的个性及其限度”的讲座，此次讲座由烟台大学董晔教授主讲，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聂济冬教授主持。讲座为线上加线下的形式，来自山东大学和烟台大学的180位师生参与了此次讲座。

董晔教授从魏晋士人的个性风采、魏晋士人的个性限度、个性张扬的文化意义三个角度展开本次讲座的内容。

董晔教授指出，在《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的个性表现非常突出，形成了多数士人普遍的群体性格。魏晋士人的个性风采，首先表现为他们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这种鲜明个性，既让魏晋士人风采独具，也使他们把“我”之外的功名利禄等放在了次要地位。魏晋士人的“个性”必然表现为以“真”为的我行我素，即做一个像庄子那样的“真人”。

董晔教授分析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认为魏晋时代的“名教”受到“自然”的强力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魏晋士人反对任何的虚假做作，提倡无功利的、合乎人的自然本性的情感，反对禁锢性灵的礼教，既是从真性情出发挖掘入生的真意义，又是向孔子以狂狷对抗乡原之真道德的精神回归。

董晔教授提出魏晋士人的“个性”是有限度的。即使极具个性的竹林名士也难以真正做到明志通达、守正不阿，而这种“变节”行为是除嵇康外的大部分士人的固有属性和共同特点，他们彰显的所谓“个性”，都不过是逃避现实和隐身远祸的手段，所谓的“风度”终究无法全然摆脱“名教”的阴影。因此，虽然魏晋士人具备一定的个体或自我意识，但尚未达到完全的“人的觉醒”。他们的“个性”在形式和实质上既是统一的、又是分裂的。魏晋士人往往仅具个性表现的形式，却无真正个性的实质，与真正“个体化”或“个性化”的途径存在根本的不同。

董晔教授介绍了魏晋士人个性张扬的文化意义。魏晋士人的“个性”既不是盲目的个体扩张，也不是过度压抑之后的非理性进发，而是他们特定人生的主动选择和自我解放。魏晋士人的个性张扬具有推动审美文化实践和开拓新道德的重要意义。

魏晋玄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本体有力地推动着对个体内在精神性的认识，无疑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审美文化和文艺实践有着重要影响，个人内在风采的学识、风度和品格等因素形成一个人的“个性”，性情的豪迈爽朗、气魄宏大成了人们所欣赏的品格之一。魏晋士人的个性之“真”既是对抗旧礼教，也是开拓新道德。魏晋士人的“个性”不但风采独具，而且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反映在当时的审美文化上，就是所谓“魏晋风度的社会内涵和鲜明特征”。从历史的眼光来看，魏晋士人在那个荒诞、压抑的世界中坚持不懈地追求个性、自我，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从他们破毁庸俗礼教的角度来说，其超功利的生活态度往往具有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审美性质。

董晔教授最后对讲座内容进行全面总结。《世说新语》充分展现了魏晋士人的个性风采，即以“我”为本的高自标置与以“真”为贵的我行我素。虽然这被钱穆、余英时、李泽厚等看作“个体之自觉”或“人的觉醒”，但其实际上亦有限度且不宜夸大。回到古代士人“个体”存在及演变的历史时空，通过与汉代及以前和唐代及以后的士人对比可知：魏晋士人拥有一定的个体或自我意识，但尚未达到真正的“人的觉醒”；他们的“个性”言行及生活态度，无法掩饰其“非个性化”的存在真相。总的来说，魏晋士人的个性张扬具有推动审美文化实践和开拓新道德的重要意义。

现场讨论环节，刘占召老师提出魏晋风度的解读存在个体差异，并对《世说新语》的个性限度概念予以关注和肯定，认为董晔教授的研究为相关的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针对刘占召老师的提问内容，董晔教授围绕《赏誉篇》《方正篇》展开深入浅出的讲解，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启迪了与会师生的思路。聂济冬教授对魏晋士人以我为本、以真为贵的“个性”深有感触，指出魏晋士人的个性限度问题具有创新性、独特性，并从魏晋风度的文化意义中获得启发。董晔教授以丰富的学识、深刻的见解回答了同学们的现场提问，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聂济冬教授对本次报告进行了最后的总结，董晔教授表达了对山东大学师生的感谢，本次讲座至此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