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9日上午，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汉籍与汉学》编辑部、《汉籍知新》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尼山国学大讲堂”系列讲座第六十讲，在理综楼413教室举行。讲座题目为“初探吴太伯奔吴（Wu Taibo Fleeing to Wu: Some Preliminary Thoughts）”，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语言文学系霍尔斯特·斯科姆讲座教授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1943-）主讲。儒学高等研究院聂济冬教授主持。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学院师生及校外人士30余人现场参与。

讲座伊始，倪豪士教授首先以《史记·吴太伯世家》《史记·周本纪》为立足点，讲述吴太伯为让位于季历而逃往荆蛮建立吴国的基本概况。紧接着，倪豪士教授运用传统训诂学的方法解释“荆蛮”乃吴越之地的含义以及“吴太伯”名称的由来。

随后又列举《左传·僖公五年》有关宫之奇劝谏虞君的记载，“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显然宫之奇认为，太伯、虞仲就是虞国的先公。进一步结合顾炎武、杨伯峻对于“不从”之意的注解，意为太伯不跟从古公亶父，因此未让其继承王位。再者，1954年周康王时期的宜侯夨簋在江苏镇江出土，该簋铭文记载了周康王将“虞侯”改封到宜国的史事，而“宜”“吴”古音相近，宜国应为东周吴国的前身。之后引用顾炎武、杨宽、王玉哲的考证，“吴”“虞”相通，最初的吴国其实就是春秋时期的山西虞国（今山西平陆县），之后才建立的支系江南吴国。倪豪士教授指出，上述材料与观点与《史记》中先建立吴国再分封虞国和吴太伯主动“让”国的节义之举的记载构成了鲜明矛盾，不排除司马迁出于“教化世人”的目的而采用“太伯让国奔吴”的历史叙事，真实情况如何仍有待深入探索。

在与同学交流环节中，大家踊跃发言，分别用汉语、英语就《史记》编撰、经典阅读、《史记》与其它材料记载相矛盾等相关问题进行提问，倪豪士教授均一一给予耐心细致的解答。在回答同学问题时，倪豪士教授强调他的《史记》翻译是学术性的翻译，不是一般的大众读物，他要揭示、展现司马迁的写法、用意。而且，他还对“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研究”的观点进行阐发，认为翻译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学术功力，是通过译者对具体字词把握、理解，实现文本转换、思想接受。并介绍了他本人的《史记》工作坊的运行机制和工作方式。

聂济冬教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认为倪豪士教授兼有译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他对于《史记·吴太伯世家》《周本纪》中的异文、特殊字的笔法十分敏感，注意挖掘《诗经》《尚书》《左传》《逸周书》《穆天子传》等典籍中的互文材料。擅长类比、对比分析和文本细读精研方法。倪教授常能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细微之处发现问题，还能结合西方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等理论与方法对《吴太伯世家》的世系和该篇司马迁“让”的主题作深入阐释，学术功力扎实。

倪豪士教授的《史记》翻译，是一种学术性翻译，又是一种适合西方人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的中国典籍的翻译，融通了东西文化趣味，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具有重要意义。讲座在大家数次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