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山学堂：刘老师，可不可以先谈一下您的求学经历？

刘老师：可以啊，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小学吗？

尼山学堂：您觉得哪些方面对您影响比较大的，或者说您觉得比较值得一谈的。

刘老师：那倒是有，有这么几个点，我简单一说。

从上学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有一个特点的话那就是——晚——啥都晚。（笑）我是八岁才上小学的，这不正好符合周礼嘛，（笑）“八岁入小学”，然后中间还延期半年，念了五年半的小学。在我十三岁半那一年，应该是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我记得。转过年来的夏天，我是七七年上的初中，念了三年，那时候正好赶上有重点初中和重点高中，所以我统共念了六年的中学。

初中阶段我有一个老师，姓栾，这个栾老师对我影响很大。在中学老师里面，相比之下，他的学问非常好，并且鼓励我要用功。他当年是想考大学的，不过因为成分不好——地主出身，不允许他考，所以他一辈子没有机会念大学。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也是一直对这位老师怀着一种非常崇敬的心情。然后在初中阶段就打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到了高中念书的时候，我是同学们中第一个主动报名念文科班的。头一年（高一）是混着的，虽然我的数理化也都不错，但是我却是主动要求念文科的。我那些老师就很奇怪，我说我喜欢这个东西，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为什么会说喜欢文科，应该是受到初中栾老师的影响，喜欢上了文史类的东西，虽然那时候谈不上做学问，以读课本为主。（程一：栾老师是教语文的还是？）教语文。他显然是教语文，才对我影响大。我到了高二时候要分文科班了，我第一个报名：“我要学文科。”高中阶段呢其实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我们那个高中学校很好——淄博一中，淄博一中在那个时候是阵容特别强大。（程一：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我是从八零年到八三年在那儿念高中，那个时候那里的老师梯队——年纪大的年轻的——都很整齐，老师也很棒。尤其是我们当时高中的一个语文老师，叫杨运德，这个老师是个河南人，但是普通话说得非常好！在我高中阶段，毕竟没出去过嘛，从来没离开过老家，就觉得他那个发音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因为他曾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讲“雷锋的故事”。学问也不错。所以在这么一个老师的带领下，文科的学生都比较用功，这样八三年我就考上了大学。

进了大学之后，才真正知道用功这回事，当然在高中的时候是受到那位老师的影响。那个时候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学考古学，这是我终生的心病，（笑）到现在我还买这方面的书。咱们院不是给老师们定刊物吗？前不久我定的是《文物》，后来发现《文物》太烂了（小声），一八年的新单子，我填的是《考古》——还是喜欢这个东西。但是我考大学的时候没有被录取，我当时还以为考古那边是不是分特别高啊，其实不是，是因为体质的问题。我是严重的红黄绿三原色色盲，色盲不行啊，那不得把唐三彩看成个青花瓷嘛。（程一：当时山大的考古应该是一顶一的吧）山大的考古确实很棒，对，但是我没有报山大，我当时只报了三个学校。我本科是在北京大学念的。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考古系”，还有个第二专业，我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让我摆弄那些东西，我只好去读古书。因为我父亲呢，藏书很多，他有三千册左右的藏书，里面基本上都是咱们现在所谓的“国学读物”——省吃俭用买的，而且他还懂点版本学的东西，比方说他收藏的《梦溪笔谈》，就是影印的元大德本。当时还不让我看，说“我这有个选注本，你看这个就行”（笑）。他就不舍得让我看。（程一：等于说，其实您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家学传统是吧）可以这么说。不过我父亲也不是什么高明的人，他就是个普通的职员，做饭店生意的。我的家族这边，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都是做厨子的，整个可以说是“厨子世家”。懂点版本学的东西都是他自学的。也有偶然性。在文革的时候，有一种人的身份叫“右派”，有一个“右派”，这个人是中央美院的教授，姓吴，被下放到淄博。我父亲被指派伺候他，就像个勤务兵。受到这位吴老的影响，他就喜欢上了看书买书。等我记事以后，他的书就挺多了。现在的数量是三千来册，当时的数量也就几百册。当时书便宜啊，一两毛钱就能买一本书，何况他又省吃俭用。总之受些这方面的影响。我当时就记得北京大学考古系然后有个第二专业，就是文献。第二志愿是厦门大学考古系，第三志愿是淄博师专。我就报这仨。

淄博师专是个专科大学，念两年就毕业了，跟北大厦大没法比。当时年轻，上大学的时候才十九岁，虽说比你们要大一点，但是也是少不更事，由着自己来吧，谁我也不听。如果我喜欢的——北大的考古、厦大的考古都不要我的话，我就去念个师专，我念两年就回来教这些学弟学妹们（大笑）。所以当时是这么想的。当时我们老师不同意，说中间还有很多你都没报，像山大、山师啊，得考虑考虑什么的。但是我没有理会。不过第一个学校就录取了，只是没有分到心心念念的考古专业。我上大学就八三级了，我还有个小学弟叫包强。他大学是八四级，报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就被录取了。我去接他的时候他很高兴，还说“哎呀，咱哥俩又在一起了”，我说咱现在不在一个系啊，你在考古，我在中文。“你怎么跑中文去了？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才来的。”我说那没办法啊没被人家录取。后来这个包强做的非常好，四十来岁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圈子里头角峥嵘的有为学者了。可惜他得病，英年早逝，四十来岁就没了。

所以我就念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学专业。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知道啥叫“做学问”，那个时候就是念书，把书念好就行。而且吧念书也要经过一个过程，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把大一念成了高四。所以我有时候提醒你们，别把大一念成高四。啥叫大一？啥叫高四？高四，不存在的对吧。就是说你还用中学那一套，在大学里读书，这是不对的。（程一：死记硬背？）死记硬背，满足于把功课学好。把功课学好当然是对的，你说你挂好几门那还怎么发展？眼界不能窄，要关注一些前沿的热点的问题，慢慢的学会做学问。我大学头一年做的不够。但是我功课好，很优秀！我连续三年都是三好学生，大学里，三好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每一个专业的学生都是各个县区的尖子生。你想在这里面还能每年当三好学生，不容易。比方说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这是我们当年中文系学生要读的历史方面的书，我读的滚瓜烂熟。而我的其他的同学呢，人家根本就不看，人家看《史记》《汉书》，至少是读《资治通鉴》。所以头一年就这么懵懵懂懂过来，突然就发现这么一个问题：进了大学，是非常自由的，你只要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没人管你。你像抽烟啊喝酒啊打牌，没人管！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想自己有点出息的话，就得自学，不要以为进了大学还是老师管着，老师教你。不是的。

这差不多就到了一年级快结束的时候意识到的问题，我就开始读元典，从二年级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啃了几本书。头一年吧也有价值，因为把功课学的很好，大二以后我的功课就很轻松了。但是开始读元典很晚。那个时候把一些比较重要的典籍，或通读，或浏览。以浏览为主。我记得自己通读过的经书，最早的是《尚书》。所谓“通读”，一个字不落的把它看完咯，至于理解多少——另说（笑）。而且当时《尚书》的本子都不好找，我记得当时看的是一个山东籍学者出的叫做《尚书译注》。因为我们学校买了好多，我就读了这个。根本不懂啥叫版本学。一直到了大二的下半学期，才开始接触古籍版本——有了这门课，是黄永年先生给我们讲的。当时年轻啊不懂事，问我的班主任：王老师，咱们学校这么多搞版本学的陈先生啊，姚先生啊，这么多呢，为什么非要从西北请个老头来讲？我们班主任说了一句话，我能记一辈子。他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他说：“咱们学校的老师，不是全国最好的。”咱们看为什么说北大的学生好啊？不是说北大的学生怎么怎么样，你能考上北大仅仅说明你高三时候学习好；而且你运气不错，你又没生病又没发烧，你状态特别好——考到北大去了。但是为什么北大这些学生，四年之后本科毕业都很强呢？是学校给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求学的条件。为什么要请黄先生来上这门课？因为至少是中文系的这些老师认为——古籍版本学，请黄先生来讲是最好的，他来讲这门课，是最棒的。（程一：当时是把黄永年先生从陕师大请到北京去？）对，是外聘教授，两个学校打好招呼。黄先生来了之后开了三门课，我自己最喜欢的是版本学。还有两门，一个是“两《唐书》研究”，一个是“《太平广记》研究”。这都是黄先生拿手的学问，同学们收获都很大。但是因人而异，我在版本学上是收获最大的。因为我喜欢，经常跟在黄先生屁股后面问一些问题——我都忘了问过什么问题了，现在想来肯定是些很低端的问题。他从来都是很认真很正面的回答。正是在这种我问他答这种一来二去之中，对版本学的热爱在学期中的时候由直觉的喜欢变成了理智的喜欢。那就开始多读古书。甭管读的懂读不懂，都去读线装书。那个时候北大的线装书是可以借给本科生的——但是只限古典文献学专业。我曾经在图书馆里借过《周礼》，借过《说文段注》，还借过《说文通训定声》。其他的肯定还借过，不过印象不深了罢了。我现在记住的——两本说文一本周礼。为什么能记住呢？很多年以后整理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在一本书里有三个索书条……

不一定是善本，我记得借到的都是清末的，善本是不可能借到的，有时候老师都不给借。但是确是线装书，清同光以后的吧。在北大这段时间我觉得，对我的人生——做学问吧，提高是很大的。而且北大还有一个很好的做法：那些资深的教授都在一线给本科生上课。你像在中文系，除了王力先生的课我没听过，只听过他的讲座，那时候已经不再一节一节讲课了。音韵学我听过唐作藩先生的、张双棣先生的课；文字学是裘锡圭先生亲自讲；李家浩老师给我们讲《说文解字》；版本学是黄先生讲；校勘学是已经去世的倪其心先生讲；安平秋先生给我们讲《史记》导读，当时是叫“史记专修课”好像，名字我忘了，有《史记》这门课。都是这些资深的教授们在一线给学生上课。这个很重要。一个学校最应该重视的是哪一个阶段的教学啊？本科！本科教学上去以后，到研究生可以自学嘛。人家北大做的很好，咱们山大欠一点，但是咱们尼山学堂做的很好。咱们尼山学堂的老师都是杜老师精心挑选然后去聘请的。有的咱们看中人家但是人家不愿意来，可能课多；还有的倒是想讲某门课，但是不一定用，意思“你还不够格”。绝大多数老师都是各个领域、各个专业比较棒的学者。（程一：现在回过头去看的话，您当时的老师都是那一代里最杰出的是吗）对。有的享有大名，比方说裘锡圭先生；有的呢默默无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名声，但是他们的学问都很好。比如跟我们讲中国文化史的一个老师，叫向仍旦，他是壮族人，广西的。口齿不清——普通话说不好，所以他的课不太受大家欢迎，但也绝对不是他学问不好，主要是因为他口音。我们这一辈就没机会跟老先生听讲，因为他年事已高，就是阴法鲁先生。据说八一级的、八二级的都听过他的中国文化史课，后来换成了向老师。向老师学问也很好，只是名气不大，尤其是他普通话说的又不好。是这个样。等我年纪大一点了，三十三四岁的时候，回过头想，我们这些老师里没有一个草包式的人物，都是个顶个的（竖拇指）。金开诚——现在也不在了——《文艺心理学论稿》，非常好；董洪利先生，给我们讲《孟子》专修课——也去世了，小婷老师就是他的学生嘛；高路明老师，这是搞目录学的。版本、目录、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语法学，语法学是从系里面请的马真先生，马真、陆俭明夫妇可是顶尖级的学者。还有一些当时很年轻，没有名气，大学毕业不久也都个顶个的了。

我手头上的书稿有好几部呢，石刻文献学讲义，半部；文字学讲义，半部；《花镜笺注》，半部。《花镜》这本书可不简单，是清初一个叫陈淏子的人写的，关于养花的，但实际上是在说明代以来文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还有一个大笔记，准备退休以后再出，目前叫《絙庐札记》，有一百多条了。这么说吧，年轻人因为博士毕业或者博士后出站要写一篇文章，来向我求救。我就说，拿张纸。拿枝笔。坐下。我就抽了三支烟，我口述，他写，写下来之后，他改了改，就发到了C刊上面。回去之后我就把笔记里那一条删了。删了之后过了不久他那文章也刊发出来了，我就恢复了这条笔记，写法就变了，成了某某某文章曰什么什么，变成引用了（笑）。所以我那个笔记也是一个小宝库，现在一百多条，以后也要整理出来的。比如其中就有一条叫“说赑屃”。将来这个笔记我要把它写到三百六十条，每一条五百个字，总共十八万字，名字我都起好了——《厕上书》。上厕所的时候看，一年这本书你就看完了，每一条控制在五百字左右。现在才一百多条，才三分之一不到。还有一本书，是《中国古代早期书籍制度》，这个课我讲过，讲义材料很丰富。讲什么呢？有古籍版本学吧，这个书就是古籍版本学之前。比方说竹简书古籍版本学会讲吗？会提到，但是你没法展开大谈特谈，但是简帛制度那是很丰富的。（程一:就是什么样的书应该写多长的简这种规制之类的吗？）对，讲这些东西，各种各样的符号。当然这方面著作有一些了，我当年接这个工作的时候还比较新，后来骈宇骞啊，四川的张显成啊，他有一个《简帛文献学通论》，这些书都出了之后，我这个也就可写可不写了。啊我还有一某某斋识字，这个还不多，大概三五十条，就是考释一个一个的怪字，僻字，其他的书没有了。

尼山学堂: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您开的文字学这门课，有没有什么别出心裁的想法，和对同学们的一些建议呢？

刘老师:有，别出心裁谈不上，有一些独特的想法吧。我给古籍所研究生讲文字学讲了一二十年了，至少十几年了。后来杜老师把这个任务（尼山学堂文字学课程）交给我之后，我给杜老师说:“老杜，我接这个课就四个字，诚惶诚恐。”为什么诚惶诚恐?比方说你们都是博士，那我就算在那胡说八道，估计也害不了你们多少，但如果你们都是本科生，而且都是刚刚从其他院系转过来，大二开始念，从反面来说是底子薄，从正面来说你们像海绵一样，滴上一滴水“噗”就吸进来了。我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能害你们，一旦进入你们的脑子一辈子都摘拔不出来，先入为主在思想上最可怕。所以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一个字也不读一个字也不写，光想这个课怎么备课，就想了一个礼拜，当然不是从早上想到晚上，就每天都想想，想了一个礼拜。最后我觉得我想通了，以通论为辅，以释读为主，现在我就这么给你们讲的。因为我上大学跟着裘锡圭先生上文字学的时候，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考试时候对文字释读这一部分。那不是一个一个字，是一类字，这一类字的演变是怎么样的，这种演变规律，我特别感兴趣。从此之后我养成什么习惯呢，我不怕这个难字。所以我大二的时候跟其他同学是一样的，这个字你认识我不认识，那个字我认识你不认识。但是现在山大已经隐隐然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字不认识你找老刘，如果老刘再不认识，那你到山大以外再找人去，是这种情况。而且我自己也慢慢自信心上来了，我在整理汉碑的时候有七个不认识的字，我分别找了国内有机会能问到的人，都没有得到答案。他们说这几个字老刘只有你能解决了，因为你有语境嘛。所以我走到今天就是一个积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碰到不认识的字我就去查。我用过两本王力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一本让我生生翻烂了，粘补的痕迹比比皆是。后来实在不能用，就淘汰了。后来到什么程度呢？一个不认识的字我能告诉你王力那个书里没有，因为我查过，后来王力这个书就不够用了，我就查《辞源》，我的《辞源》第四册也几乎要翻成那个样子了，我很心疼，后来有个机会，有个单印的《辞源索引》，那个翻烂了不心疼，就先找到确切的第几册，再找这个《辞源》。后来又更新换代为《汉语大字典》，后来《龙龛手鉴》啊，《中华字海》，台湾的异体字典我也都用，另外《甲骨文编》《金文编》《说文解字》就更不用说了。《说文解字》是我最好的老师，碰到问题我就查，就从那个时候养成这么个习惯，碰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后来接到这门课我就想，我把它定位在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上，我觉得我们这个班是培养古典学的高端人才，那你要做古典学术，需要的途径是很多的，比如说考古学，人类学，但是其中有一个，我不敢说是最重要的，但是肯定不能忽略的，就是读古书的能力。

你要做古典学，你说你别的都很好，就是读古书不大行，那你趁早别做了，对不对，就是古文献的能力，那这个里面首当其冲的，就是读书必先识字。那么你要把识字的本事增高，不是一门课能解决的，甚至更重要的还不是文字学，是音韵学，还有训诂学或者语义学，这三个要结合起来。但是文字学本身有的时候是疏离于语言学之外的，字形字体本身的演变和辨识，对同学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在努力挤占通论的时间。我现在新讲义的提纲已经出来了，但是没有时间打理。就是分成两编，上编通论，下编识字，以后还要编习题集，让同学们课下做作业。但是没时间，大致讲法是这样的。就是说通过这门课，让同学们对古代文献中各种各样的字体，都不陌生。当然这一门课不可能让你单字量达到八千，我在课堂上讲不了多少。但是我希望与这一个字有关的一组字，一类字，我给你们串一下。这几年包括选篇我反复斟酌，变化也很大。就是像英语教材一样，有一部《新概念英语》你们知道吧，编得好极了，它是从第一课开始让你一直复习到最后一课。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这个课还没做到，但这是一个出发点。就是听了这门课之后对文字演变中最要紧的几点，通论性的知识，要讲给你们听。同时要有更多的感性的东西夹在里面。反正我觉得尼山学堂的学生在文字学听完之后，不会再对文字有畏难的情绪。所以说我在授课过程当中就有两段，一是让你们重视文字学，知道现在不够，二是后期要鼓励你们，让你们知道只要是中国人写的文字，没有不可释读的，如果我们现在还认识不出来，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主客观条件还不具备。我觉得本科阶段有这样一个认知，那到了研究生阶段就什么样的文献你都敢碰。你对文献本身不畏难之后，你做学问就没有边界了。这是我的思路，也是这样落实的。同学们听起来可能会有些吃力，因为其中有一些我几乎就讲成了古汉字学了，但是我却不讲古汉字学的通论的东西，虽然我总提到唐兰先生的那些理论，但是绝不会写在讲义里，让你们硬记的东西就那么多，实例却讲很多，从甲骨文讲到楷书，大致这么个印象。所以经过五六个年级的运作，我个人觉得还是基本成功的，同学们反馈也是有收获。我给第一个年级第一次上这个课的时候，先做了一个动作，考试，还没上课就考试。知道为什么吗？问卷调查。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水平线在哪里，虽然当时讲义已经写了一些了，但是要找准这个点。我考了一次试之后就大概了解尼山学堂的这些学生水平是什么了。我觉得反正我这个讲义虽然很简单，但是同学们如果全部掌握的话，文字学就入门了。有哪些同学感兴趣专门做文字学研究的话，我指的这些都是光明大道，没有死胡同。但是最重要的是提高同学读原始文献的能力。你不能一直看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啊，将来好多都是原始文献。很多文字学课上，草书都是一笔带过，我是作为一个重点讲的。草书有两种，章草和今草，那我通过我大半生的研究我发现，今草的文献是最多的，章草比较少，因此章草不重点讲，我重点讲今草。所以咱们课上居然有《草诀歌》的释读。

我对同学们的建议分两层，第一是对所有的同学们，那个讲义要好好地看一遍，不用去背它，而且在这门课上，对《说文解字》要感起兴趣来，它是一个出发点，是一个路数。另外就是对个别的学生，对文字学感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一个感兴趣的方向研究下去。但是现在你们主要是打基础，专门做这个为时过早，这个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