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简介

王承略，1966年生，山东诸城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师从王绍曾、董治安两位先生，致力于先秦两汉文史文献、古典目录版本学、《诗经》学、诸子学、海外汉籍等学术领域的研究。任《两汉全书》副主编，《儒藏精华编》经部诗类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主编，《子海精华编》主编，《全球汉籍合璧精华编》主编，《汉籍与汉学》主编。出版学术著作及古籍整理著作3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

记者：老师，我们对您从本科到博士阶段的求学经历很感兴趣，能请您谈谈这一过程吗？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哪些老先生对您治学有深刻的影响？

王承略老师（以下简称“王老师”）：1983年我考本科的时候，父母不知道我们在考大学，志愿也是自己报，当然老师会提一些建议。那个时候学术并不繁荣，可读的书很少，我又从小喜欢读书，就想找个读书的地方，所以我就报了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到了武汉大学，我发现武汉大学的图书馆确实藏书多。我当年在校的时候，学校的图书馆就有十几层。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系在那时就是全国第一，到今天还是全国第一，是双一流学科。本科期间，我主要就是泡在图书馆里。1985年我写了一首诗叫《图书馆门前的灯》，在这首诗中，我发出了“提倡阅读”的口号，这主要是因为我对图书馆很有感情，觉得很多同学不去图书馆读书非常可惜。另外，所有讲座我一次不落，我觉得听讲座特别有收获。不像现在，讲座多了，同学们还需要挑着听，我读书时候没有这么多讲座。

读本科的时候，有两位老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一位是乔好勤老师，《中国目录学史》的作者；另一位是曹之老师，《中国古籍版本学》的作者。这两位老师在目录版本学方面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直到现在，目录版本学仍是我学术研究中很重要的方向，这与两位老师对我的引导有关。曹之老师的古籍整理概论课程很有趣，我的版本目录学的根基就是跟着曹老师读书时打下的。曹之老师让我们背诵《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四十四个大类、六十七个小类，要按照顺序背下来。老师规定背过的学生方可离开，这使我们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此外还有两门课，对我的学术道路有很大帮助。一是詹德优老师的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课，他教会我们使用类书、政书、各种年表等。实际上这些知识对文科生来说应该是普及性的，但是现在有些博士、甚至老师都不会用四角号码，这是目前我们教学过程中缺失的部分。比如说，你要查《辞源》，你得会四角号码，你要查《康熙字典》，你也得会四角号码。后来我们跟着王绍曾先生编书的时候必须用四角号码去查找，《中国丛书综录》也是用四角号码编的，如果不会四角号码，还得用拼音转到四角号码，很浪费时间。像詹德优老师的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课实际上应该多讲，给本科生讲，非常有必要。二是李敬一老师的古代文学课，现在我偏向文学就是受李老师启发的。我当时写了一篇报告叫《我们喜欢这样的老师》，李老师平易近人，讲课生动丰富，引起了我对古代文学的兴趣，课余时间阅读了大量古代文学的书，抄写了《楚辞》《沧浪诗话》《人间词话》，这样记忆更深刻，还跟同学比赛背了很多唐诗宋词，我古代文学的功夫就是那时候打下的。

后来在乔好勤老师的建议下，我报考了山东大学王绍曾老师的硕士研究生。当年王先生已经七十七岁了，这是他第一次招生，给了他四个名额，最后只录取了我一个人，所以我就成了王先生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硕士研究生。跟着王先生上课，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和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同，一般上课时先生会提问十几个问题，课后我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下一次上课王先生就先给我讲这十几个问题，我们讨论，讨论完以后再布置十几个问题，这样循环往复。王先生这样给我讲了整整一年，我当时的读书笔记做了有七八本，跟着王先生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收获非常大，打下了很好的古典文献学的根基。

记者：《李焘学行诗文辑考》是王绍曾先生让您做的吗？

王老师：是的。1988年、1989年，我们在讨论《文献通考·经籍考》的时候说，辑录体的提要非常有用，里面有很多原始材料。王欣夫的《文献学讲义》里提到《文献通考·经籍考》里有李焘的三十多篇序跋，我们认为对李焘资料的搜集很有意义，但当时没有任何检索工具，于是我就天天在图书馆里翻书，翻出很多他的诗文，最后出了本二十多万字的书——《李焘学行诗文辑考》。后来与《全宋文》中李焘的目录比对，我把多收集的四篇提供给曾枣庄先生了。

记者：黄永年先生在序文里对您的《李焘学行诗文辑考》评价很高，您认为对于治学入门来说，做一个知名人物的研究是不是更有益？

王老师：一开始治学的时候，从哪里入手是一个很让人困扰的问题。如果从专题入手的话太大，学术基础还没打好，从专书、专人入手比较好操作，专人研究就是研究某个学者或者有名的人物。我研究李焘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研究他的年谱，这个以前也有著名的学者做过，但是我手头的材料比他们多，所以可以重新做。二是他的著述考，李焘的著述非常多，有六十多种，要一种一种的来考辨。三是他的诗文辑存。这三个方面都便于操作，只要肯下功夫，好好翻资料，认真分析资料，就能做出有价值的东西来。但是这里面产生了史学的评价，你必须得逼着自己往史学领域拓展，逼着自己补充一些史学的知识。尤其是编年体史书跟《资治通鉴》的关系，因为李焘著有《续资治通鉴长编》，还有宋朝政治与学术的背景等。这样通过研究这一个人，带动你对一个专题甚至是一代学术的了解，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让你一开始就研究宋朝的史学，那肯定研究不好，那得需要很大的知识储备，对一个研究生来说是很困难的。但是从下往上做是可行的，像我对汉代、宋代、清代的学术都很感兴趣，其中对宋代学术的了解就和做李焘的研究有关系。因为你研究宋代的学者，就要了解宋代的学术源流，那你才能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把这个小领域研究好。

记者：说到学术史，您作为目录版本学方面的专家，能谈谈您对于目录学和学术史的关系的看法吗?

王老师：我为古典目录学下的定义就是，以书目的形式反映学术发展源流的一门学问。学术史，当然就是学术发展的历史，以学者和著述为标志，通过学者的著作来反映学术史。古典目录是著录典籍的。古典目录在著录典籍的时候，有一定的编排体例、编排目的，所有的体例都指向了一点——反映学术发展的过程，比如前后源流、发展线索。所以古典目录学用章学诚的话来说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古典目录学所有的目的、宗旨，通通都是从这里出发，就是辨明白、考清楚学术发展的源流，那么这就是一部学术史，这就是学术史的内容，这也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途径。学术史当然是有其他研究途径的，但目录学绝对是一个好的途径。目录学通过大小序，通过提要，通过分类编排，来反映学术发展源流，这是一个绝佳的途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途径，比如“学案”，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那也是研究学术史的一个途径。还有一种体例是研究传承，比如万斯同写的《儒林宗派》，里面就记录了谁传谁，这也是研究学术史。总之研究学术史有好多个途径，但是可以说，目录学是一个捷径。我有时候和同学们说，你们要是研究某一块学术领域的话，很简单，首先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里列举了相关领域的哪些书，因为它每个类目下列举的书并不多，有的三种五种，有的十种八种。然后看《四库全书总目》里相关类里著录了哪些，收录了哪些，提要是怎么说的，你马上就可以入门。这种方式入门特别快。所以通过目录学来研究学术史，是个好的途径。当然，你还得下功夫，研究学术史要读原典，进行比较研究。通过目录学可以首先建立起一个框架，先有一个大的框架，这时候再做某一点的研究，就可以呼应起来。

记者：您曾经跟王绍曾先生整理过“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记，您现在对《后汉书》的研究是不是受当时经历的影响很大？

王老师：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研究《后汉书》的直接原因是《两汉全书》。1995年我还没读博士的时候，高校古委会（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了“七全一海”系列（“七全”指《全宋文》《全宋诗》《全元文》《全明戏曲》《全明文》《全明诗》《全粤诗》七部断代诗文总集，“一海”指《清文海》）的整理。当时山大古籍所讨论是否报项目，当时我的建议是报《两汉全书》。我认为我们山大古籍所是以先秦两汉文献研究为特色的，先秦诸子研究学界研究较多，两汉研究较为薄弱，但是两汉非常重要。正如大家所知，清学是对汉学的复古，汉代的文献需要一个总汇。古籍所就展开了论证，最终同意申报《两汉全书》，董先生让我做《两汉全书》的目录。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我做出了《两汉全书》的目录，包括两汉学者，两汉的书，书的版本情况、流传情况、辑佚情况。之后启动了这个大项目，直到2009年《两汉全书》才出版，经历了整整十四年。在做《两汉全书》的过程中，一方面出于对《后汉书》的研究兴趣，另一方面认识到《后汉书》的研究十分薄弱，研究的名家十来家而已，这跟《史记》《汉书》的研究相比，不成比例，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当时就制定了《后汉书》的研究计划，实际上《后汉书》研究可以说是《两汉全书》的后续研究。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凤凰出版社约我做《后汉书》新注。但是大家知道2009年《两汉全书》出版，2010年《子海》项目就启动了。我从2006年做到了2010年，四年时间内把《后汉书》注完成了将近一半。因为时间冲突，而且《子海》项目也是和凤凰出版社合作，所以就把《后汉书》注搁置了。当然“百衲本”《二十四史》是一个基础，是九十年代跟着王老先生做的。当时《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中的《汉书校勘记》是我和王老先生整理的，《后汉书校勘记》是刘心明老师和王先生整理的。通过这次整理，我对于中华书局整理本的一些情况和《二十四史》的版本流传情况有了比较好的了解。我们发现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用武英殿本来改字的问题，那么又产生了对“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评价的问题。王老先生有篇专门的文章，阐述这是张元济校改的一个新的版本，是独立成一个版本系统的。王老先生这个判断我很同意。

由于《后汉书》及相关文献体量很大，文本有八十万字，再加上注释、王先谦的集解等，有二百六十多万字，需要沉下心慢慢地做。目前对于《后汉书》的研究，我有新注的计划，有《后汉书集解》补正的计划，有李贤注清理的计划，还有八个宋本汇校的计划，研究计划有很多。得益于“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我发现有日本的刻本和朝鲜的刻本，年代也比较早，甚至他们还掌握了一些写本。2005年，一位日本学者还专门赠送给我一些《后汉书》的抄本资料。在掌握这些资料之后，可以做成汇校，作为“全球汉籍合璧工程”的成果。

记者：您刚才说到“全球汉籍合璧工程”，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合璧工程”目前的情况吗？

王老师：“合璧工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文化工程，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工程。山大是责任主体方，广泛地协调海内外的学术力量，共同办好这个事情，责任重大、任务较多。任务主要是那么几块。第一块是把流传到海外而中国大陆缺藏的中国典籍的品种和版本复制回来，这样就对中国的古籍有一个很好的补充。中国大陆已有的古书，加上海外有而大陆没有的品种和版本，那么中国古书的家底儿就可以了解。如果没有海外的部分，仅大陆所存的是不够全面的。国内做古籍普查，海外我们也是普查，也是编目。我们有个词叫“完善存藏体系”，所谓完善就是清理它、了解它、建设它、合成它，使这个体系更加完整。你只有了解了这个体系，才能更好地利用。第二块是整理，海外的重要的书，只影印回来是不够的，还要把它整理成一个比较通行的、易读的版本。影印本的受众面是有一定限度的，没有标明句读的版本，很多人读不懂，所以要想广泛流传，必须整理。古籍整理的目的和意义也就是让它传播——传播得更快，传播面更广，引用的时候也更方便，实际上古籍整理是非常有助于学术研究和学术普及的。在我心目当中，“汉籍合璧精华编”当然要整理具有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为了更好地配合调查和编目工作，需要对海外汉籍做研究，尤其是海外汉籍流布的研究，也要研究海外汉籍对国外汉学的影响和二者的互动关系，还能阐释一部分汉学的研究。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数据库的建立，把收集来的资料纳入数据库，包括国外汉学研究的资料都要纳入数据库。整个“汉籍合璧工程”就是这么一个框架，这个框架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来实现。“汉籍合璧工程”第一期是十年，我们初步认为如果想要完成得比较好的话，需要二十年。第一期就是先干十年，尽量能够在前十年完成百分之六七十的工作，先去大的图书馆把能做的都先做了。第二期，会涉及到一些小的和看书比较困难的图书馆，所以第二期会稍微慢一些。在山东大学的历史上，这样规模的项目并不多，所以这对山东大学的学术发展和文科发展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记者：您10月13日参加了在高密举办的“郑玄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早年还出版过一本专著《郑玄与今古文经学》，您能谈谈您对郑玄的研究吗？还有，您参加了这次会议，能跟我们讲一讲郑玄研究的趋势和焦点吗？

王老师：因为我对先秦两汉研究感兴趣，而两汉是经学盛行的年代，所以对郑玄是回避不了的，包括以前做两汉的一些论文，尤其是做博士论文，都要重点关注郑玄。汉代经学史有三个人最重要，一个是董仲舒，一个是刘歆，还有一个就是郑玄。他们这三个人很有意思，一个在汉初，一个在两汉之交，一个在汉末。汉初的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开创者，两汉之交的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开创者，汉末的郑玄是今古文经学合流的综合者——汉代的今古文经学在郑玄这里找到了一个融合的归宿。这三个人使两汉经学发展的脉络很清晰，所以这三个人都值得研究。特别是郑玄使今古文经学合流，代表了两汉学术发展的规律。对于郑玄的评价，从清代来看，就是重点评价他符合学术规律，融合今古文，使得今文、古文之争有了一个良好的归宿，这是对郑玄的正面评价，使得大家都比较尊崇他。但是后人也有对他的负面评价，说他扰乱了家法、师法。总的来说，对郑玄的评价是正面的。我写的《郑玄与今古文经学》，是一个基础性的研究。

这一次去开会，很多大家都过来了。印象最深的有两种力量，一个是青年学者，尤其是博士、讲师、副教授，也就是三四十岁，实际上学问做得很好，很精深的。我跟叶国良先生谈起来，叶先生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后生可畏，让我们看到了学术发展的希望。第二个给人印象很深的就是，韩国的一些学者来了，也很年轻，五六个人，研究得也很深。他们有的用中文讲，有的用韩文讲，有的用英文讲，但是能表现出他们研究的深入，我对他们评价很高。后来我做感言总结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了这两种力量让人印象特别深。对郑玄的研究，现在看来还是传承了经学研究的方法，但是缺少深化。经学的研究实际上什么时候都不过时，而且经学体系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可随意放弃，也不可轻易地否定，如果否定了，就相当于把经学在历史上发挥的正面作用忽视了，实际上是不对的。所以我总结的时候也强调说，对经学的研究永不过时，而且还需要强化经学的研究。当然我们还要有所突破，不能一直使用传统的方法。突破主要是新方法和新材料。对新方法而言，这一次开会就有好几篇关于文本学研究的方法。文本学是现在研究的一个前沿，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举办的讲座也有很多专家来谈关于文本学的研究，我觉得那几篇研究都做得挺好。还有学者从哲理的方向来研究郑玄，不光把他看成是一个经学家或者古典文献学家，还关注郑玄的哲学思想。用哲学思想来看郑玄的话，就有种高屋建瓴的感觉，这种研究方法就比较新了。新材料，毫无疑问，现在是两种材料，一种还是地下出土文献，即是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利用地下出土文献，第二种就是我们提到的海外汉籍。这次韩国学者就利用藏在日本而中国大陆没有的关于郑玄的一些材料写了一些文章，这就属于利用海外汉籍。我们以后也会从新方法和新材料方面来关注郑玄的一些研究。当然，对于郑玄的研究和正面的评价，还有关于郑玄影响的研究，需要留意他和宋学之间的关系，和清学之间的关系，这些都需要特别细致地讨论。

记 者：您能再简单谈谈关于您《诗经》学方面的研究吗？

王老师：我经常和同学们说，研究领域是怎么得来的？有时候就是随缘得来的，有时候就是喜欢这个研究方向。我《诗经》学的研究有一个契机。董治安先生当时是中国诗经学会的副会长，夏传才先生是会长，他们两位要合作编一部《诗经要籍集成》。当时我参加工作并不久，董先生就跟我说：“你来干这个活儿吧，你不是懂目录吗，那你来编个目录吧。”我说：“这个活儿行啊，我愿意干。”后来我编了一个四百来种的目录，董先生和夏先生从中选了一百二十几种，因为1992年的时候那些大型古籍影印丛书没有出版，图书馆那时候也没怎么开放，所以实际上能读到古书不容易。当时编这个书的目的，是诗经学会刚成立不久，为了让大家能读到书。因为读到这些文献才能研究，才能更好地促进《诗经》研究的发展。编的时候当然很不容易，后来出版的时候也很艰难，到了2000年这套书才出版，实际上出版的时间已经算很晚了。但是从此以后我就研究《诗经》了，就这么走上这条路了。研究《诗经》，从编目开始，都得一书一书、一篇一篇地读。我当时阅读《诗经》的时候，每读一篇就写一张卡片，一共写了三百多张卡片，随身携带，什么时候想学就什么时候抽出一张来看一下，尽量背诵，我最多的时候也能背上二百多首，这样随时性地学就是了。时间长了，日积月累，也就三百来张，每天看上两张，实际上很快也就看完了，这就是我学的办法。但是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当时的一个困惑就是，按照这个《风》《雅》《颂》的顺序读，或者像我这样随时随篇地读，不太容易整体上把握住《诗经》的主题到底有哪些，都是零散的。所以后来我给同学们上课的时候，就避免我走过的这样一个弯路，按照主题来集中展示《诗经》到底有哪些内容，按照主题打乱原有的顺序，实际上一共有十几个主题，这样反而能够比较容易把握《诗经》的内容。因为《诗经》是西周礼乐文明的产物，全面反映了西周社会，所以把《诗经》当成西周的历史读是没有问题的。把它当成礼乐文明，或是文化的经典来读没问题，把它当成文献来读都没问题。但是《诗经》涉及面特别广，所以了解《诗经》的内容是最重要的。这样，给同学们上课的时候，让同学们可以最快最容易地了解《诗经》的内容，就是用专题的研究方法。后来我看有些专家也有这样的意见，我想可能跟我读书的体会都差不多。之后，我一直想做一部《历代诗经著述考》，从先秦到汉代，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我的弟子李才朝协助我做了清代部分，他也由此受到启发，做了清代《诗经》研究的博士毕业论文。现在，这些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我们关于《诗经》已经做了这些基础工作，而且做得比较好，2005年北大《儒藏》编纂的时候，《诗经》这一类自然而然地就想到我们，交由我们承担。《儒藏精华编》的《诗经》类20部重要著作，是委托山东大学来完成的。这里面包括很多重要著作，例如陈奂《诗毛氏传疏》、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杨简《慈湖诗传》、苏辙《诗集传》。此前，这些都没有人整理过，我们也是首次推出整理本。其中，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很重要，中华书局看到我们的整理本后，觉得很好，约我们按照他们的体例格式进行重新整理出版，这个工作实际上我们也快完成了。将来，中华书局推出《清人十三经新疏》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可以把清代的重要著作汇总起来。古籍整理十分关键，因为整理了以后，才能广泛地传播和利用，这对学术的贡献是相当大的。有的学者以为书已经够多了，不用进行整理，用影印本就行了，反正也是第一手资料，这个认识是片面的。学者使用的范围毕竟是有限的，这些书将来还是要流向大众的，民众是否能够读懂很重要。不整理的话，可能只有少数人能够读懂，整理以后可能有更多人能够读懂，要是再进一步传播的话，还会有很多人都能够读到，这个效果很明显是不一样的。由此可见，古籍整理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在尼山学堂给学生讲授诗经导读课，今年已经是第七届了，我讲第五届的时候录过一个慕课，山大将这个课放到微课堂了，我也在尽量完善教材供大家使用，但是由于工作太忙，还没有来得及将有些内容写进稿子。

记 者：您曾经点校过清人徐鼎的《毛诗名物图说》，孔子说，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您觉得《诗经》名物研究在整个诗经研究体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呢？

王老师：《诗经》的名物研究一直是《诗经》研究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因为孔子这句话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我们会认为，圣人就说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实际上，我们想想，中国古代的动植物之学并不发达，没有专门的学者来研究动植物之学。关于这个研究，有两本书很重要，一是《尔雅》，一是《诗经》。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动植物之学，实际上主要是通过这两本书来展开的。在中国古代动植物之学的研究成果上，《诗经》承担了重要角色。动植物之学的研究与本草研究有直接关联，这也就是和中医研究直接相关联。可以说，《诗经》的动植物研究除了对经学研究与文学研究影响深远，还对中医研究发挥了关联和推动作用，这实际是很重要的。那么，诗人为什么写这么多动物和植物？除了写实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比兴，用来作为比兴的一种方式。比兴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表现方法。诗人采用比兴能够把人的情感表达得清楚明白，而且使事物或事理更具形象性。例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用两个鸟的和鸣来说明男女的追求与婚配关系。但是事实上雎鸠是很凶猛的鸟，用黄鸟、鸳鸯来比喻多好呀！其实，关键不在于鸟是否为凶鸟，而在于和鸣。《诗经》中有《羔羊》篇，很多情况下用于象征官吏的美德。比如，孝的美德，羊吃母乳时有“跪乳”的动作；羊羔特别洁白，给人一种高洁的感觉；羊羔在遇到情况时会相互呼叫，让人联想到协作、团结的品德；羊羔面临屠宰时，不会声嘶力竭地嘶叫，有君子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美德。用羊羔来比喻士大夫的精神美德，可谓贴切。这些都需要综合分析，然后才能知道它的象征意象，这些研究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诗经》写过很多树木，有的树枝高高地上扬，它们不可休息，不可依靠，代表着孤独感，如《唐风·杕杜》。当然，有的树枝是下垂的，代表着维护、下逮，比如《周南·樛木》这篇，这两种树枝很明显不一样，诗人看到树枝、藤蔓，马上引起不一样的感受。这些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古人内心情感，理解古人的写作技巧以及指导我们的文学创作，是非常有意义的。诗人观察得十分细致，才能够创造出如此美妙的诗歌，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形成了善于观察的习惯，由此我也能写出一些诗歌来。

记 者：您和刘心明老师主编的《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可谓是嘉惠学林，现在正在进行的续编工作，相比于《萃编》，在体例和收录范围等方面有什么新的特点吗？

王老师：《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是我迄今为止做过的最有意义的工作，它的意义主要是对中国史志目录进行了一次清理。中国古代到底有多少书，谁也说不准确，我们只能通过材料来说话。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是中国古代用史志目录的方式来体现历朝历代文献数量、著录的一个很完整的体系。中国古代二十四史，有的有《艺文志》《经籍志》，没有的部分都由清代人及近现代人补充上了，可以说二十四史没有一部没有《艺文志》《经籍志》，把它们合在一起就是一部中国典籍文化史。如果把这些资料合成一个数据库，就能够回答中国到底有多少书的问题，也能回答中国古代学术源流的问题。通过看《艺文志》《经籍志》，我们能够很明白地看到哪个朝代有什么书，它对于文史哲、社会科学史、自然科学都有重要意义。做《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的时候，我们的时间限定在1949年。1949年以前的部分，我们有一些书当时在图书馆里还找不到，比如尤侗的《明史艺文志》，后来《萃编》出版以后，有的学者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明史艺文志稿》也在日本找到了。有五六部书都是在《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之后找到的。而且，《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只收单行本，所以续编要把重要的历史著作中关于《艺文志》的考证、补正的重要部分别裁出来。再一个就是1949年以后现代人的研究成果。这一次我们一个重要收获就是收录了十四部台湾学者的书，这是台湾学者关于《艺文志》《经籍志》研究迄今为止最集中的一次展现，其中有一部大书，是台湾一流的目录学者刘兆祐先生关于《宋史·艺文志》研究的一部著作，这在大陆也是第一次出版，这次专门为了《续编》增补了50万字进去，达到120万字。我想我们这一次《续编》的出版，更进一步完善史志目录的体系，同时会在各个方面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台湾地区和大陆的学术交流，也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也算意外之喜了。

记 者：我们想就自身的学习体会和经历请教您一些问题。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有时候会感觉到思路受阻，写不下去。您在写作论文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思路受阻但之后又突然灵感迸发的时候呢？您对我们遇到的这种情况有什么建议呢？

王老师：一旦受阻，说明你前期工作没有做得非常牢。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把资料搜集完备，并把资料分析完、分析透，然后制作出一个纲要。这个纲要要么你写出来，要么在你脑海里形成。实际上在写作的过程中这个纲要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很明白，包括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写什么，这个过程是一气呵成的。我之前跟同学们说，搜集资料要占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精力，分析资料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写作连百分之十都用不了。写作受阻说明你前三项工作没有做好，搜集资料、分析资料和纲要没准备好。你写作的过程中发现哪一步工作没做好，回头还要补上。写作过程其实是很短暂的，就像我写诗一样，就是三五分钟的事，有时候我走在路上看到路边的景色构思了一首，有时候坐在这里又构思了一首，写的时候是很快的，跟写论文是一个道理。灵感转瞬即逝，有时候就忘掉了。所以一旦有了灵感，不管什么时候，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哪怕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把它记下来，不然就忘了。我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不过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脑子里有一个好的想法的时候没有及时记下来，当时觉得没事忘不掉的，包括我之前对马融追杀郑玄曾有一个很好的解读，还跟其他人讲过，结果过了两天我忘了别人也忘了，这就很可惜。所以有什么灵感，立马记下，千万不要懒惰。再一个就是现在可以用电脑做笔记，要学会利用，有什么想法、看到什么好的观点赶快记下来。在看到别的观点时一定不要忘记在后边写上参考了谁、什么文章，不然以后再读到的时候就不知道它的出处何在了。就比如我，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就写上“承略”，如果是参考别人的话，我就写上“某某先生曰”。这样在写文章的时候，你就能把别人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分清楚。如果你不把你的和别人的观点严格区分，容易混在一块，就容易构成抄袭。

记 者：我们还有一个关于文献学的问题。因为我们文献学的基础都不是很好，又觉得知识量很庞大，您觉得应该怎样入手去积累比较好？是看一些基本的书目还是直接从“做”中“学”？

王老师：还是先打好基本功，具体来说就是六个基础课，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都是必修的，要掌握这六个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就不能很好地入门。当然，有了这六科的学问，研究历史和文学都是好样的，所以它不止是研究文献学的根基。因此这六个学科非常重要，是一定要下功夫的。这些课老师上课都有推荐教材，而且教材都好找，所谓传统的路数都在这里了。我们研究传统文化也好，研究国学也好，都少不了这些传统的路数。有了这些就可以研究专书，专题文献学，还可以再研究专科文献学，还可以再研究文献里面包含的思想，这就上升为一种国学研究了。平常读书的时候实际上是要读三种书，一种是读原典，第二种是读大家的书，如读王国维、梁启超的书，第三种就是读最新的杂志，看看大家关注的学术前沿是什么，大家都有什么新方法，尤其是最新的高端杂志，像《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学评论》《文史哲》这些。这些书你每个月都看几次，去我们的现刊阅览室，看大家都在做什么，关注什么，从中学习写作论文的方法。你看他是怎么把这个问题展开论述的，怎么能叙述得如此明白。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模仿，模仿他们的写作技巧和结构。一般一篇论文就是一个引子，然后一二三四几大点，最后一个结尾。但是我们有些同学的论文就是一段到底，那不行。有的一个一，一个二，没了，这样显得很不美观。起码有个一二三，有个起承转合。所以在这些方面要向别人学习。同时你要看看别人的参考文献是怎么写的，是怎么排列的，脚注是怎么处理的，也要学习和模仿。通过读书，发现问题，是最高明的。当然，带着问题读书，就你们目前来说，也是可以的。

记 者：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写毕业论文，我们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呢？

王老师：首先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是有区别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增进人类的文化知识，属于文化创造。所以我们要站在一个高度上来看待这个问题。人类的知识量很大，通过硕博论文来扩充知识量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全世界的硕博研究生太多了，是主要的研究力量，当然还有其他的研究人员在不断地扩充知识，所以要从一个很高的角度、一个文化创造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研究生，要做研究性工作，我们的论文是代表我们的研究水平的，所以一定要站在一个高度。那么如何选题？有些选题就是自己喜欢的研究领域，这是你最大的兴趣也是你最大的动力，你喜欢它，你会为之付出很多，也不觉得累和辛苦。比如你喜欢甲骨文，看见甲骨文就觉得这些字很漂亮，很好玩；如果你喜欢诸子，看完一部又想看一部，这就是一种动力；又比如你喜欢研究唐代文学，你觉得唐诗朗朗上口特别美，这都是兴趣。所以兴趣很重要，感兴趣是最好的，过程中是最享受的。但是有时候你会思考你感兴趣的东西有没有学术意义，有没有学术创造价值，这个你需要判断。首先是自我判断，比如看杂志的时候，思考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前沿来，看能得出什么东西。判断不了的话可以找老师帮助判断，一定不要把导师局限于你一个人的导师，导师有学科组，这些学科组的老师们都是你的老师。所以也不能只问问导师就算了，也要问问其他老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并不是大家都广泛地一致，这样老师们就可以帮你判断你感兴趣的领域是否有学术价值。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没有特别喜欢的领域，都差不多，也不知道哪个前沿哪个不前沿，弄不明白。这就是我之前说的随缘而定一个题目。那怎么随缘？比如我们刚好从海外弄来一本书，是中国大陆没有的品种，我们读了之后觉得这个书很有意义，有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那就拿去研究吧。既然大陆没有，就看看对大陆的学术能做哪些补充和推动，往高处去研究。还有就是，其实老师心中有很多题目的，他们积攒了好多年，可以问问老师能不能给个题目，老师自然会给。你要是觉得做什么都行，做这个自然也可以。比如我心中就有好多题目要做。老师给的都不是随意的，都是多年思考的结果，你获得某个题目也是随缘的。还有就是你们同学也会做经常性的探讨，互相学习，互相启发，也能发现一些题目。还有一种获得的机会，就是你们经常去听讲座，受到了一些启发。你不要小看讲座，看着一两个小时，其实这些主讲人把他们的精华都讲出来了。他们都是讲最新的研究心得，所以与文史哲有关的讲座尽量去听，可以受到很大启发，会得到一些题目。而且讲座老师也会提到对这个问题关注的情况，一些前沿和现状的东西，这都是大家最需要了解的。所以题目的来源也就是这样，主要是按照自己感兴趣的来，从读书中来，从项目中来，从老师那里来等等。

文章来源：《山东大学研究生学志》第68期学者访谈

特约记者：王志远 肖 吟 钱永棒

（ 本访谈稿录音整理者为徐慧月、柳春燕、贾慧童、湛晓悦、王锦阳（按录音分配时间先后排列）。）